摘要：例如，在巴列斯坦，法官勉强但重复地为政变后的军事领导人的统治权合法化（Mahmud 1993）。 ...
当下中国法律普及存在以下问题：（1）未能将法律普及纳入到国家教育体系中，从而形成完善的法律普及制度。
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和庭务会议讨论决定案件的制度违背了司法的亲历性，是对合议庭独立审判的严重阻碍，而且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必须加以废除。我国的司法独立是法院、检察院作为整体的独立，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法官、检察官的独立。
如果案件未办完，法官帽已丢了，独立办案就会沦为一句空话。蔡斯审判本身以无罪宣判告终，因为杰斐逊党派中有足够多的参议院为被告的论辩所说服，从而使得定罪的投票没有达到宪法规定的多数。判决时，除了伊斯兰教法，没有其他机关可以凌驾于法官之上。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 10 条规定：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二，进一步提高法官的薪酬与待遇水平，这是保障法官职业稳定性的重要途径。
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基上，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协调案件的做法，但对于全国性的大案要案或社会影响重大的个别案件，党中央与中央政法委有权直接或者委托省级政法委进行协调处理，以使这类案件的办理最大程度地符合司法公正与国家大局利益的统一。已在其原籍、出生地、生长地所在的县（市）任职满一届的，必须交流。
综观 1995 年《法官法》，只是初步对法官任职资格做了限定，学历和法律职业背景的强调并未达到刚性程度。[33]中央人民政府党委会下，暂分设六个分党委，其中有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署党委。在目前全国法院有 30万名法官[37]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要实际测评候选人是不可能的。[19]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规定中有从事地区的立法工作的表述，使得在地方人大工作经历被认为是从事地区的立法工作。
总统和参议院，尤其是总统会优先考虑和自己政见、思想相同、相近的人选。现任高级法院院长中，从法院系统内部产生的 21 人，占 67．7%，从法院系统外调任的 10 人，占32．3%。
将地厅一级的干部交给省一级管理，增强了省一级的正激励，从而使得省一级能选任自己在政治上、能力上信任的干部。所以，三十年法制建设，实际上将司法职业主义的梦想一步步塑造为现实。201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法律 239 件，行政法规 690 件，地方性法规 8600件。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院长产生上，会利用这种优势发挥影响力。
而且，由于法官是一经任命就终身任职且独立行使职权，在知识上、道德操守上、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上，尤其是司法观念上，如果有较大瑕疵的话，会对整个国家政制造成损伤。这种提升领导人待遇的做法，是对相关机构职能更加重视。[27]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工作体制的建立由中共党内组织体制加以固定和支持。拟安排担任政法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政法系统以外的干部，除接受上岗前的培训外，还应采取提前调入担任常务副职，或者到上级政法部门挂职锻炼的办法，使其熟悉业务。
美国因此在参众议员、总统两个民选职位之外，将法官列为一个特殊的职位：任命式而不是选举产生。民选制度下，被选举出的人员要服从、迁就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民众群体，而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以一种超越于自己所由产生的势力集团的立场来行动。
第二，如果法院上下垂直领导，在最高法内部的领导核心是党组，只需将党组改为党委，所以，也似不存在不接受党的领导的问题。[11]上级人民法院协管权的具体实现方式，采用的是协商、提建议、参与考察以及任免调动时的征求意见。
（2）上一审级联邦法院无权参与下一个、下两个审级的联邦法官的任命。在各级党委之间，严格执行四个服从，从而形成只有党委才能建立一种自上而下的领导关系的政治结构。[9]试验在 1990 年初期后停止，日后中共中央对于政法工作的各决定中，仍然坚持双重管理，将上级法院界定为协管权。3）人选由上级党委与上级法院、本级党委协商，并征求政府、人大和政协、各民主党派等各方意见。就法院而言，从最高法院到高级法院、中级法院都是建立党组而不是党委的这样一种设计，排除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通过党的组织系统来进行领导。因为美国联邦法官非民选，是任命式的，既然非民选，法官的合法性根基没有民选官员那么坚实，所以法官的任命要经过如此多机构的认可，最后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人选才能获得通过。
[5]《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1979 年 9 月 9 日）。因此，1978 年开始的以放权松绑为特征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从 1984 年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声势渐壮后，由于中央在经济上的控制权弱化和在组织人事任免上下放管理权的作法，必然导致在中央直管的省一级干部的使用上，中央要强化控制权，保证省一级干部完全为中央所信任的干部担任。
该文件由王稼祥为中共中央起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制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从制度上再次被强化。
[7]循此政策，1988 年 8 月 9 日最高法院以中共最高法院党组名义给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和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乔石写了一份报告，[8]根据 1987 年十三大提出的关于干部要实行分类管理，管人与管事既紧密结合又合理制约的原则，以及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的要求，最高法院起草《法官法》，准备改变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法院干部管理体制，建立一套以法院管理为主的党内干部管理制度。最后仍然是法院内的纵向一体化领导。
刘忠，上海同济大学法学院讲师。上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多种途径，考察、发现下级人民法院优秀的审判人才，适时选调到上级人民法院工作，并将法官逐级选拔与干部交流、挂职锻炼等工作结合起来。对于公检法各机关来说，上级党委加强对三长的任命权力，还出于业务上的一项变化。[26]根据我访谈的一些材料，目前广东、浙江、河南、陕西等省份的一些城市的基层法院院长全部是中院下派的庭长或原有中院下派担任副院长后几年转任院长的。
[50]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183 页。【摘要】条块关系是不同于西方学术典范的解释中国现象的中国叙事框架。
[42]彭真：《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8 －179 页。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90 年代后期以后，大量领导干部均为普通高等院校的科班出身，甚至大量是在各种硕士课程班上接受教育，然后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
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任免权的上收一级，对于上级党委来说是对下一行政区划重要人权、事权的控制收紧。[1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1999 年 4 月 15 日）。
[49][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26 页。六、补 语学界由《新约》中的著名陈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或德尔图良的一句耶路撒冷的归耶路撒冷，雅典的归雅典蔓延出一个类句式政治的归政治，司法的归司法。法院院长的产生任命，因此成为重要的政治过程。[30]《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抗日民族自卫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
在县区法院，排除了乡镇党委书记升任县区法院院长。[32]《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1949 年 11 月），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1986 年 3 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
除了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班子之外，由于 1980 年后，法院院长、检察长在干部职级上配备为同级政府副职规格，使得两院首长也由上级党委任命。[31]这就从组织上确定了一个规则：条条之间是没有组织服从关系的，条条在党组织关系上服从本级党委。
但在近年，上级法院不仅在审判业务上，更在下级法院院长选任上，表现出极强的司法能动。这种块块优先于条条的政策设计的一个支持在于地方党委和受其领导的法院等机构均在一个地域，对于不能为大叙事所通约的本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和条条的命令在本地的受制约条件，有更切近的感知，因此其政策治理比地处江湖之远的条条上级在本地的适用性更强。
